上海棚戶usb區舊事
  當年棚戶區居民同鄉聚居usb、以方言交流並有籍貫/地域認同的狀況,在今天租住於棚戶區的外來務工人員中,同樣存在
  《瞭室內裝潢望東方周刊》記者駱曉昀 | 上海報道
  上海的虹鎮老街,不是一條馬路那麼簡單:票貼東從新港路起,向西延伸到虹鎮北街和飛虹路交界處。全長約500米,兩側由南涵蓋到天寶路,北與飛虹路比肩。
  這塊長方形的地域,以民風彪悍聞名。弄堂大部港式飲茶分地方只有半米寬,私房和老公房區交雜,鋪著石子的街道兩旁,是張家阿婆的飯香和李家阿叔的煙雜店,還有半人高的“自造”斯諾克台一個接著一個……
  屬於虹鎮老街的這些畫面,在2013年10月之後,慢慢定格為記憶。
  此時,上海最大的舊區改造基地之一---虹口區虹鎮老街的7號地塊二次徵詢簽約率成功達到86.11%,1號地塊二次徵詢簽約率達到86.99%,雙雙突破85%的門檻要求。
  這意味著,上海市中心最大的棚戶區---虹鎮老街,即將消失。
  弄堂里的“虹幾代”
  “我出生在夏天,那年8月上海的天氣很熱,所以家裡老人說我生來怕熱。30年前的虹鎮老街不要說空調,電扇都算稀罕物。於是,爺爺每天上班前都要在門口水井上吊起圓形的竹簚,打上井水,讓我能泡在井水裡解暑,安穩地度過炎熱的一天。”周里挺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巷子里有三四個窨井。與現在鐵質的密封窨井蓋不同,那時虹鎮老街的窨井蓋都是石板質地的,石板上有兩行排水孔,整個弄堂里的生活污水均通過這裡排出去。每天早上窨井旁都會響起“刷刷”的洗馬桶聲。
  “巷子里瀰漫的味道很怪。”周里挺笑著說,“早上是臭的,一到飯點所有的竈披間里同時飄出各種香氣。孩子們常端著碗,這兒吃一筷子紅燒肉,那兒吃一口青菜。只是‘盛宴’過後,那股陰濕的異味又飄出來。”
  巷子里的味道就像這弄堂本身,充滿著人情味卻無法掩蓋其破落簡陋。
  周里挺的爺爺家住的是狹長弄堂中比較寬闊的一段。十米見長二十米見寬的區域里住著三家人,是爺爺的哥哥和表兄。每個家庭都有七八口人,三家呈品字形圍起了一口井,那口井就是周里挺小時候的“空調”。
  “我七八歲的時候,三家人的房子都擴建到第三層。聽老人說,開始都是簡陋的茅草屋,後來有了比較像樣的一層平房,再後來房子就一層層蓋了上去。那時候沒有違章建築之說,再說虹鎮老街的民風彪悍,加蓋個樓層沒現在這麼麻煩。”
  周建國是周里挺的小叔叔,他說:周里挺沒在棚戶區住多久,他出生前,他爸爸媽媽已經在外安家,只是工作繁忙,所以周里挺上幼兒園之前才經常被放在爺爺家。“他屬於最早走出去的虹鎮老街的第三代,上學以後只在周末回來玩玩了。”
  周建國的兒子卻一直在這個街區長大,直到2000年他們才舉家搬出去。
  那時弄堂里有一個阿婆,靠幫別人帶孩子貼補家用,一些雙職工的家庭白天將孩子寄養在阿婆家,下班後再領回去。小小的育兒所里,整天哭鬧不停,相當熱鬧。
  虹鎮往事
  虹鎮老街,曾經是上海灘著名的下只角。早期人口多是從蘇北逃難來的苦力和農民,隨著時間推移,更多的難民來到這裡投靠親戚,這一區域不斷擴大,形成了獨有的語言和獨特的生活方式。
  100多年前,虹鎮老街的名字是虹安鎮,是個小市集。20世紀初,市鎮衰落,但還是有大量蘇北等地的農民遷入,虹鎮老街的名字也漸漸叫響。彼時,這裡到處是臭河浜和亂墳崗。
  抗戰時,老街一帶民房被嚴重毀壞,這裡成了鮮有人跡的荒地。再後來,難民、流民、淘金者陸續涌入,依著溝渠,就著爛泥,鋪一張草席,築一道泥牆,拼著一條命,在上海灘活了下來。
  新中國成立後,這裡仍是棚戶區。到1953年秋,飛虹路一董姓居民家因使用土竈不當失火,大火燒毀周邊一千多間棚戶。當時的提籃橋政府發動社會各界捐款、捐物幫助災民重建家園。在虹鎮老街、沙虹路、安丘路(瑞虹路)、虹關路一帶建起了一層平房越冬,起名“愛國新村”,災民於1953年底入住。這大抵便是虹鎮老街後來模樣的底子。
  1958年前後,虹鎮老街開始整治垃圾、填河築路,和平公園也隨之開放。但隨著人口增加以及多年的經濟停滯,虹鎮老街兩側比比皆是大量違章建築,一度成為棚戶區的代名詞。至今,這裡還部分保留著原來的灰色水泥牆、紅色木門窗和雜亂的房子。
  上海人的自我榮耀感,向來舉國聞名。80年代後期全國人民嘲諷上海人的一句經典話語是:上海人認為,除了北京人和他們自己外,其他都是鄉下人。
  殊不知上海人對外歧視也是有歷史演變過程的:早期上海人口中的“鄉下人”是蘇北人,他們生活條件差,家庭貧困,人口眾多,就連語言都帶著濃濃的土氣。
  當棚戶區第二代人在上海建立了新的社會地位後,輕蔑找到了新對象:安徽人;此後隨著人口流動,更多地方的人重新匯聚到這個移民城市,上海人再沒有特別針對哪個地域的人產生特有的抵觸。
  據《新聞晨報》報道:郎鳳英今年87歲,但她思路清晰,行動敏捷,一點看不出這個年紀應有的老態。她甚至清晰地記得搬到虹鎮老街的日子---“1958年7月14日,俺搬到虹鎮老街,296弄254號。”
  “這裡門口原來就是一條臭河浜,蚊子多得用手一抓一把,嘴巴一張就有蚊子往嘴裡鑽。夏天不獃在帳子里根本沒法睡覺,哪怕獃在帳子裡面,手往帳子邊一擱,就有蚊子爬滿。”郎鳳英描述以前虹鎮老街的生活。
  另一位老住戶蔣琴英,和一眾曬太陽的婦女則這樣描述她們在虹鎮的過去,用一句話帶過30年的時光:“我們幾個都是差不多時間嫁到虹鎮老街來的。嫁到虹鎮老街就是因為聽說這裡要拆遷,結果等啊等,等到自己女兒要出嫁了,虹鎮老街總算真的拆了。”
  摧毀、重建,再摧毀、再重建,這就是虹鎮街上的居民和它的歷史。堅強是這裡的獨特基因,彪悍已成為老街人自我保護的方式。
  水道邊長出的棚戶區
  上海開埠後,隨著外國資本輸入和工業的發展,大量貧困農民來滬謀生,因經濟收入低,無力租賃住房,遂在荒地、墳場路旁、河畔以至工廠周圍的空地上,用毛竹、蘆席、木板和鐵皮等零星材料,搭起形形色色的棚戶。
  這些棚戶建築最初出現在黃浦江畔及吳淞江(今蘇州河)兩岸,繼而向工廠周圍空隙地及鐵路兩旁蔓延,最後遍佈全市。
  據上海地方志記載: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全市200戶以上的棚戶區共有322處,其中2000戶以上的4處,1000戶以上的39處,500戶以上的36處,300戶以上的150處,200戶以上的93處。
  舊上海的棚戶主要散落在閘北、普陀、長寧、徐匯、常熟、盧灣、嵩山、蓬萊、邑廟、提籃橋、榆林、楊樹浦和浦東等地區,形成了對市區密密麻麻的包圍圈。
  棚戶區環境很差,又無自來水和防火通道等市政設施,周圍工廠還要排放大量污水,形成許多淤塞的小浜,僅蕃瓜弄棚戶區就有78條,臭氣撲鼻,蚊蠅、跳蚤成群,傳播瘟疫。
  有個民謠:“棚戶區,陷人坑,天下雨,積水深,腳下踩,陷半身”。虹鎮老街的棚戶區內甚至還堆放過大量棺柩,屍骨到處可見。
  上海市政府1937年的一份文件中記載:“棚戶區里一旦疫癘發生,死亡枕藉……僅閘北胡家木橋一區每晨收殮路側孩屍,有一二十具之多,其他各棚戶區,類皆如是”。
  棚戶區一般位於城市外圍或邊緣,隨著城市空間的擴大,逐步發展成大規模的貧民區。另外,一些城市案例中還指出,棚戶區所占據的是城市周邊的農業區域,與外來移民以及鄉村變遷都有著更為密切的關係。
  上海具有相當長的棚戶區演變史,棚戶區問題一度非常突出。
  由於上海地處生態環境非常典型的江南水鄉,其形成原因與水道有密切的關係。
  1860年前的租界區是一個獨立的水系小單元,租界區域內部河浜體系瓦解造成的經濟、文化後果比較嚴重,但負面效應延續時間較長的區域,是在租界周邊的鄉村地區。
  農民將土地轉讓給地產商時,相鄰的河道也面臨著產權的轉移。但由於農民將土地出售給地產商的時間有先後,先售出土地的相鄰河浜先失去了傳統功能,而大部分未售出的土地依然作為農田,河浜仍然具有多重傳統價值。
  這樣就很難在河浜產權的保留與轉讓上做到規範與統一,城市地產商與農民對河道的開發利用方式也大相徑庭,整體河道系統自然出現淤塞阻斷等諸多問題。
  鄉村河道快速淤塞,城市又能提供許多新的就業機會,吸引周邊鄉村的農民進城謀生。
  將淤未淤、欲治未治的河道與堤岸空間,為大量無法落腳的外來貧困人口提供了最初落腳的場所,這正是近代上海棚戶區起源的自然環境基礎。
  早期《申報》經常報道:當江北一帶發生饑荒或年景不好時,總是有一些江北人划著小船,在上海近城的河浜或蘇州河上停泊,以求謀生之策。這一現象,只有在近代城市經濟發展的強大吸引力和由此而引發的自然環境變遷雙重基礎上,才更有可能大規模地發生。
  到上海後,船艙又為他們提供了暫時的棲身之所。在許多棚戶區,老居民對當初落腳過程的回憶中,河道、船隻成為必不可少的要素:“我們划著一隻小船來到上海”。因為當時上海有親戚。剛到上海的時候又找不到親戚,只好先到處乾苦活。一開始在河裡捉田螺,賣了錢再來謀生。後來做了一陣才知道親戚在哪裡,被介紹到廠里工作。
  雖然城市擴展不斷覆蓋淤塞嚴重的河道,但以船隻作為安身之所的外來貧民,一直都是大量存在的。
  1926年9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經對東區租界線一帶河浜上的船戶人口進行調查,其結果是:1900年有11331人,1905年有12358人,1910年有12604人,1915年有11246人,1920年有10612人,1925年有14082人。可見,多年來這一小區片內的船戶人口就一直穩定在萬人以上的水平。
  棲身在小船上並不是永久之策,上岸搭棚是貧民落腳的又一階段。原來的河道產權無論屬公或是屬私,它們早晚都是要被開發利用的。一旦土地業主或者城市當局要求開發河道,這些不花錢的落腳之所就不再屬於貧民。在不同時期的市政檔案或媒體中,時常出現強制驅逐江北艒艒船的事件。
  拆遷中的新居民
  2013年10月的一個周末,王立站在和平公園旁,身邊陌生的居民正忙碌地打包搬遷。
  王立的家位於虹鎮老街的9號地塊,2010年已經通過投票開始拆遷。“我們家至今沒有搬。”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其實早在1999年,我們已經買房搬出了這片棚戶區,但整體拆遷後,一直未與拆遷組達成協議。”
  三年過去了,王立以前所住的老弄堂也未完全拆完,“70%的人搬走了,30%的人還是‘釘子戶’”。未達成協議的住戶中,很多與王立相同,自己並不住在那裡,而是將房子租借給新到上海的農民工。
  “達成協議的家庭,多是三口之家。像我們這種,一個戶口裡有幾個小家庭,十幾個人的就鮮有簽約。”王立說。
  離開虹鎮老街的14年中,他幾乎沒有回去過。這次,聽說最後兩個地塊開始搬遷,他才跑來看看。“除了最初的協商,後來動遷組沒找過我們,我們也沒找過他們。總是要拆遷的,但自己早就搬出去了,就有資格等到更好的條件。”
  棚戶區,從開始拆遷到全部拆完是個冗長的過程。像王立這樣的人可能會成為虹鎮老街最後的住民,代替他們居住在這裡的,是來上海的外來務工人員。
  2003年,時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的陳映芳曾組織了上百名學生,進入上海兩個規模龐大的棚戶區,走訪近百位棚戶區居民,用錄音機錄下了走訪中的談話。
  後來,棚戶區居民們的聲音,變成一本400頁的書籍。書名叫《棚戶區---記憶中的生活史》,這本書最大可能地保留了棚戶區居民聲音的原貌。
  在陳映芳看來,形勢不等人,“城市更新的勢頭迅猛異常,有關的傳聞迫使我們儘快行動---在這類社區消逝之前,我們必須有所作為”。
  《棚戶區》的訪談對象大多是老人。這並非陳映芳和學生刻意的選擇。老人們在棚戶區出生長大的子女,不少人毫無通融地拒絕了回憶棚戶區的往事。
  “一個人不能反思過去就不會長大。”陳映芳說,“一座城市也是如此。”
  陳映芳的調查顯示:2003年之後,董家灣(書中兩處棚戶區都為化名)的外來務工人員人數至少達到了3000人,與棚戶區的老居民數量幾近1∶1。
  在某種程度上,棚戶區的老居民與新居民,有穿越歷史的關聯。雖然由於戶籍制度的存在,今日的外來務工人員對城市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更加緩慢,但在職業、社會保障、居住區域乃至下一代的教育方面,都與幾十年前從長江兩岸移居上海的老人們,有諸多相似之處。
  更微妙的是,當年棚戶區的居民同鄉聚居、以方言交流並有籍貫/地域認同的狀況,在今天租住於棚戶區的外來務工人員中,同樣存在。這種對流出地和原有農民身份認同的固化,如同陳映芳對棚戶居民曾有過因認同固化而導致下層底層化的擔心,現在同樣出現在她對“外來務工人員”、“流動人口”、“農民工”的研究中。
  沒有棚戶區記憶的上海是不真實的。但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舊的棚戶區慢慢消亡,新的棚戶區卻在默默生長。
(編輯: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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