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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籍改革
　　創新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坐地鐵上班，車上人多得連個空隙都難找；生病去醫院，掛號好像“打仗”，好不容易進了醫院，床位往往人滿為患；看上了新房，有錢也不一定能買到，房子數量有限，想買的人太多……
　　對於生活在北京的老百姓來說，現在自己的“衣食住行”似乎正變得處處要“與人較量”，而這與近年來首都人口“屢創新高”密不可分。北京市統計局9月17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達2069.3萬人。
　　不只北京，人多也已成為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老百姓的共同感受。2012年，上海市常住人口達到2380萬人，廣州的人口也迅速增長到1270多萬人。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的人口更是從改革開放之初的30萬人迅速躥升到2012年末的1054.74萬人。
　　“流動人口的遷入，是造成我國大城市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段成榮說。統計顯示，2012年我國流動人口數量達2.36億人，相當於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是流動人口，而這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進入了大城市。以青壯年為主體的流動人口大量進入城市，為城市的有序運轉提供了有力支撐；同時也引發了不少問題，成為擺在大城市面前一道亟待破解的難題。
　　處處要“與人較量”
　　特大城市，人口能夠控制嗎？
　　“壓力再大也要去大城市”
　　人口涌入大城市，看重的是豐富的就業機會、較高的收入水平和大量的優質資源等
　　“雖然工作壓力很大，但我還是願意留在上海，這裡有實現夢想的沃土。”大學畢業後，來自東北的馬駿就決定不回地級市的老家工作，而在上海一家旅行社乾起了業務員，“現在一個月保底工資2500元，再加上提成，差不多5000多元，上海雖然競爭激烈，但是各種資源也多，軟硬件條件都好，只要肯奮鬥，肯定能闖出一片天地。”
　　馬駿的心態代表了很多涌向大城市打工者的真實心理。“人人都想過好生活，所以在選擇工作地點時，流動人口更傾向於比較收益高的城市。”南京師範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黃潤龍說，當前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期，大量人口涌向城市是大勢所趨，而大城市有著諸多的突出優勢，所以更容易吸引流動人口。
　　更多就業機會，是外來人口最看重的。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宋迎昌說，現在流動人口在大城市，只要肯出力，找到一份糊口的活並不是難事。
　　大城市的收入也有吸引力。很多人在農村乾一年的收入，還不如大城市一個月。
　　公共服務水平和大量優質資源，同樣吸引著流動人口。黃潤龍指出，大城市公共設施完善，好學校、好醫院大量集聚，水電氣路也都是高標準的，這是一般城市無法比擬的。
　　“人口控制”為何節節敗退
　　特大城市人口數量屢屢突破規劃目標。禁止“地下室出租”和居民住房“群租”等調控措施屢遭詬病
　　人口數量的快速增長，讓大城市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各地紛紛採取不同措施控制人口規模，但人口數量突破規劃目標的現象仍在大城市屢屢出現。
　　數據顯示，2010年底上海常住人口為2301.91萬人，大大超過了“十一五”規劃中提出的 2010年常住人口1900萬人的目標；2010年底北京常住人口1961.2萬人，提前10年突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中確定的2020年1800萬人的目標。
　　“人口控制”節節敗退，問題出在哪兒？
　　其實，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並非中國獨有。“各國城市發展的歷史表明，人口聚集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普遍現象。人口大量涌入，勢必給城市的基礎設施、居住環境和勞動就業等帶來巨大壓力，所以對人口規模進行調控有其必要性。”段成榮指出，莫斯科、巴黎、紐約、東京和首爾等國際性都市也都曾遭遇人口暴增的挑戰，但是它們通過一系列措施對城市人口規模加以調控，緩解了壓力，使城市步入有序、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但調控並不意味著採取強制手段限制外來人口。近年來我國一些城市政府連連出手，卻仍難擋住人口激增的勢頭，專家們認為，問題的癥結就在於這種調控總體上處於“無序狀態”。
　　過度依賴行政手段調控人口。“由於各地對大城市人口發展規律認識不足，禁止‘地下室出租’和居民住房‘群租’等調控措施看似嚴格，實際效果很有限。”宋迎昌說。
　　調控目標設定和資源配置不協調。不少地方都提出要推動人口向郊區轉移，但產業佈局沒有有效調整，主要的就業機會、基礎和公共設施仍大量集中在城市核心區，直接導致了人口居住空間與就業空間分離，造成大規模的人口朝夕性移動，加劇了城市運行的紊亂。
　　大城市出路在哪？
　　只有大城市以外的廣大地區同步發展起來，優質公共資源分配更加均衡，才有望真正減輕特大城市人口持續增長的壓力
　　一面是不斷涌入的人口，一面是日益嚴重的城市病，大城市的出路在哪裡？段成榮認為，城市是一個複雜的自然系統，也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城市管理和城市運營，需要針對這個系統的高度複雜性，綜合考慮各方面要素，匯成合力。城市人口規模調控也需如此。
　　“長期看，解決城市人口問題，關鍵是要消除區域發展中的不平衡現象，實現區域均衡協調發展。”段成榮提出，必須把調控人口規模的平臺建立在全國範圍內，促進公共資源在空間上的均衡分配，“只有大城市以外的廣大地區也同步發展起來了，才能真正減輕人口持續增長的壓力。”
　　大城市人口增長，城市中心區壓力最大。黃潤龍認為，疏解大城市人口壓力，也必須加大新城新區建設，引導人口從中心區向郊區轉移。“過去某些地方新城建設失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產業基礎，未來我們要積極引導中心城區產業向郊區新城遷移，這樣才能有效吸引人口向郊區遷移，避免‘睡城’的大量出現。”
　　“優質公共資源在主城區和新區之間的均等化配置也是避免人口過度流向城市中心區的關鍵因素。”宋迎昌說，“通過完善大城市近郊及周邊地區的交通、教育、醫療等，可以有效減少周邊居民對中心城市的依賴。”據《人民日報》
　　專家支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劉勇：
　　城鎮化應重點發展
　　“中間規模”城市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劉勇認為，未來中國的高度城市化，首先需要頂層設計，建立完善的城鎮體系，明確城市化和城鎮建設的總體方向和目標。未來我國高度城市化水平條件下完善的城鎮體系將呈現如下總體格局：2030年城鎮化水平將達70%以上，形成“2000座城市+20000個建制鎮+40萬個建制村”的居民點體系，其中，城鎮體系層次結構如下：第一層次：設立8-10個直轄市，作為國家級城市，將這些城市建設成中心城區1000萬人左右的特大城市，可容納人口0.8億～1億。第二層次：以未來50-60多座省會城市和300多座地級市為基礎， 將這些城市建設成中心城區100萬人左右的城市，可容納人口3億～3 .5億。第三層次：以未來2000多個縣級市和縣城為基礎，將這些城市建成中心城區20萬人左右的城市，可容納4億人口；第四層次：剩下的建制鎮鎮區人口要達到1萬左右，可以容納人口1.8億～2億左右。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城鎮體系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位於中間層次的城市數目和人口都比較少，中間層次的城市功能不足，嚴重影響了整個城鎮體系正常功能的發揮。未來的重點之一就是要大力發展這類城市，同時也可以為走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找到一個具體的抓手和突破口。據《經濟參考報》
　　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
　　城鎮住房和社保體系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在農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範接入城鎮社保體系。　　（原標題：特大城市嚴控人口規模 小城市放開）